我叫黄惠川，我是朱有勇院士的学生，也是云南农业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2007年，我还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学生，学校邀请朱老师做客“名家讲坛”，工作人员按惯例邀请他就座，而朱老师却坚持站在讲台的前面，用浓重的家乡口音笑着说：“我是一个农民教书匠，不会坐着说话。”这就是时任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的朱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后来我有幸成为朱老师的学生，跟随他在科研道路上一路前行，见证了他矢志创新的科研匠心和筑梦育人的师者情怀。

1977年，朱老师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在读研究生期间，导师问了他一个问题：“回顾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依赖农药的时间没有超过100年，过去没有农药的时候，是怎么控制病虫害的？”他不知怎么回答，而这个他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竟成了他这几十年的主要研究方向。

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控制作物病虫害主要依靠农药。国内外专家们也都在研究各种新型农药，却很少有人探索除了农药以外的病虫害控制方法。朱老师主动坐到了冷板凳上，选择了一条最难走、最难出成果的路：就是找到一条不使用农药，就能帮助农民控制病虫害的路。

198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朱老师在云南省石屏县的一个小山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当杂交稻和糯稻一起种在田里的时候，糯稻就没有稻瘟病。他忽然意识到，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的科学问题，就是当年导师问题的答案。他设置了一块试验田，希望能够重现这个现象。他每天穿着运动裤和塑料鞋，整天整天的待在田里，从早到晚，边观察边记录，晚上，再仔仔细细把数据誊抄下来。他在这块田里整整种了7年，可是，却一直没有把这种现象稳定地重现出来。

带着萦绕心头10年的困惑，朱老师远赴悉尼大学留学，希望通过学习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解开其中的奥秘。在留学的过程中，他意识到生态学试验至少要扩大到100亩以上才有可能找到答案！他重新设计试验方案，从100亩开始，逐渐放大试验规模，1997年2500多亩，1998年12000亩，1999年50000亩，连续3年实现田间控病效果85%以上，十多年不屈不挠的钻研探索，他终于成功了。2000年，这一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引起全球关注，从此开启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创新之路。

朱老师不仅是农业科研路上的拓荒者，更是立德树人的示范者，他不仅教我们怎么学习、怎么搞科研，还教我们怎样做人。

朱老师对高校中的不良学术风气深恶痛疾，非常担心我们也受到影响，经常告诫我们：“学术上、科研上要想取得成果，一定要远离功名浮躁，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要积极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不要仅仅为了发文章而搞科研，而要研究制约农业发展的真问题，尤其是农民所关心的问题。”朱老师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后，就主动辞去了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的职务，专心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工作。

2015年，年过花甲的朱老师主动请缨前往最贫困的地区澜沧县参加脱贫攻坚工作。当时，澜沧不仅路途遥远，而且生活条件艰苦，我们原以为，和他一起来到澜沧，就是搞搞调研，帮当地群众研究出一个脱贫致富的方案，给他们做做指导就行了。可是万万没想到，一来就是四年。很多老师同学都不理解，朱老师已经是院士了，好好的不在学校上课、做实验、写文章，为什么非得跑这么远，来吃这份苦，受这份罪？朱老师却耐心的开导大家说，“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的科研不仅在实验室里，也在田间地头。论文不能光写在纸上，还得写到大地上”。

在我的心里，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大专家，并不需要什么事都亲自把关。可实际上，每次技能实训班开班上课的时候，他都亲临现场，仔细查看审核，他的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有一次，他带着我们挨家挨户查看种薯发芽情况，当看到有的农户切薯操作不规范，有可能导致减产的时候，他扭头就对我们训斥道：“你们是怎么教的？”说完就半蹲半跪在地上，手把手的教农户正确的操作方法，直到农户能自己正确的切薯，才站起来放心的离开，走的时候，还不忘记，让我们重新调些种薯，补给那家农户。

2016年，团队研发的林下三七种植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国内大大小小的企业纷纷找上门来希望购买这套核心技术，或者以技术股份的形式进行合作。可是，朱老师却决定，将这套技术无偿给予当地的农户和群众使用。当时，对他的这个决定，团队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为此，朱老师专门开了一个会，几乎是掏心掏肺地对所有人说：“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待遇，我们为什么还要挣这个钱呢？我们科研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所有老百姓受益吗？”从那天起，朱老师定下了一个规矩，谁都不许利用他的技术成果谋取个人利益！

朱老师常说：“我们搞农业的，能够把科研成果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帮农民兄弟解决问题，让科研成果在千家万户农民家里开花结果，比拿多高的奖金、发多少文章、给多少钱都高兴，农民的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朱老师非常关注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他先后捐赠了400万元设立了云南农业大学“有勇奖学基金会”，通过奖励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和优秀教师，来激励更多师生学农爱农、潜心研究、服务三农。

在跟老师共同决战脱贫攻坚的日子里，记不清跟随朱老师翻过多少座大山、走访过多少家农户，在一次次的走访中，我深刻的体会到农业科技人员肩负的社会责任，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朱老师心心念念将自己农业科研论文写在大地上的那份执着。

（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教授 黄惠川）